巴黎的中国站街女现象已经由来已久，至少十五年前，就已经初具规模。

在巴黎生活的华人早已见怪不怪，而国内的相关报道近年来也已不鲜见。她们中许多人来自东北，已婚已育，平均年龄超过42岁，通过中介以旅游签证来到巴黎，然后逾期不归，成为黑户，留下来打工挣钱，期望改善家中生活。她们远赴巴黎打工之初，天真地误判了数量可观的一代移民的善心和高汇率带来的高报酬背后的高消费。落地巴黎之后，前有每天的租房费和生活费，后有欠债，她们在双重压力之下进退维谷，便选择了世上最古老的职业：当妓女。

这些女性在国内遵守独生子女政策，生完孩子后都上了节育环，本以为不会怀孕就不必考虑安全措施。世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du Monde）于2004年发现了这一现象，便推出了“荷花车“计划，其作用就是向她们提供安全教育和相关用品。于是就出现每晚八点半，在地铁斯特拉斯堡-圣德尼站（Strasbourg-Saint Denis）周围的路口，数十名站街女排队的场景。

在国内，这些同胞们基本处于社会底层，与大部分在巴黎学习和工作的中国人毫无交集，几乎分属两个世界。然而在巴黎，对本地人来说，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国家。该如何面对这些同胞？我们的态度很可能是避之不及，撇清关系。但法国人将用于人道救助的设备称作“荷花车”，这着实耐人寻味。探寻个中缘由，可能也会引导我们换一种方式对这些同胞的生存状态进行思考。

八十五年前，比利时漫画《丁丁历险记》的《蓝莲花》（Le Lotus bleu）在比利时的一家报纸上开始连载，并在整个欧洲大受欢迎。其意义不仅在于正式开启了丁丁在画里画外的全球历险之旅，也在于它为上个世纪前半叶的欧洲老百姓描绘了一幅现实主义中国的图景。马可·波罗式的夸张与成见可算在民间作了古。

八十五年后的今天，另一名比利时人拍了一部《下海》（Les Fleurs amères，“苦涩的花朵”），该电影于今年9月18日在法国上映，上个月已经下映），将镜头对准了巴黎的中国城。

 《下海》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在巴黎的中国站街女。该电影虽为虚构，却纪实色彩浓重。

这两个事件的共同点可不只是创作者都是比利时人，和关注对象都是中国。真正耐人寻味的是，相隔近一个世纪的漫画与电影中，都使用了“莲花”这一意象。

中国人说起莲花，总免不了要背诵几句《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可远观不可亵玩”，用莲花来形容高士与高不可攀的女子最是贴切不过。

欧洲人对莲花的解读与中国人颇为雷同，但这却要归功于将莲花定为国花的印度。

而在《蓝莲花》与《下海》中，欧洲人却将莲花与中国的现实联系在了一起。对前者来说，蓝色的莲花代表无尽的远方与冒险，象征神秘而未知的国度。而在《下海》中，莲花却变得可近视，可亲狎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莲花形象落入凡间，代表着中国形象的去神秘化。

在巴黎，她们被叫做“les marcheuses”（直译的话，就是“步行女”）。她们一周七天全勤，在美丽都（Belleville），巴黎第13区的华人聚集区和第17区的克利希广场（Place de Clichy）周围或独自一人，或两三人结伴来回踱步，以眼神与潜在客户交流。这样的辛苦劳作换来的只是每月区区几百欧的收入，低于法国的最低工资（SMIC）1200欧。然而据世界医生组织估计，巴黎的中国站街女数量已经从2009年的500多人上涨到2016年的1450人左右。  

很多人对这些站街女的第一印象是：又老又丑，怎么会接得到生意？

是的。因为她们把价格压低到市场价以下，每次服务只收20至60欧不等。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她们服务的客人往往是那些靠着政府下发的每月几百欧的RSA（就业互助补助）过日子，拒绝工作的本地人或外国人。她们中，超过86%曾遭受各种形式的暴力，其中63%曾遇到客人强行取下安全套，55%受到过暴力虐待，38%曾被强暴。这个行业显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张开双腿就能财源滚滚。

作为“四无”人类——无学历、无技能、无姿色，无家底，在国内并无机会得到能够改变命运的工作，远赴海外打工可算是孤注一掷。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相关研究显示，绝大部分在巴黎的中国站街女都是“个体户”，背后并没有利益集团操纵，为了出国所欠下的债务并非来自中介，而是亲朋好友。她们中很少有人一到巴黎就想入这一行，而是在华人圈中辗转保姆、工人、帮佣等工作后，发现还债遥遥无期，才横下心下海。甚至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还包括供孩子上大学和买房。

咬牙忍耐这许多非人待遇的缘由并非是走投无路，而是虚荣心。

这样的结论有些出人意料，怕是要惹来居高临下的不齿声音，就像《下海》中，最终发现自家的房子都是靠妻子在国外卖淫得来时的丈夫所说的那样，“恶心！媳妇儿都卖到国外去了！”。男人的尊严，甚至国家的尊严，似乎就被一千来个中国“步行女”踩在了劣质高跟鞋底下。她们在站街时的羞愧可以想象。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再次发生了转折。

2016年4月13日，法国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加强与卖淫活动的斗争。中国站街女的日子变得难过了起来。原本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同时，要担心受到客户的虐待，现在还要对警察的审讯和囚禁提心吊胆。于是，两个月之后，在美丽都的让-罗斯当广场（Place Jean-Rostand）上，300多名站街女聚集于此，控诉警方缺乏人道的做法。

其中一位40岁，三年前来到美丽都，名叫Lili的站街女通过翻译这样回答一名法国记者的提问：“现在查得这么严，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更愿意在晚上出来。但晚上比白天危险得多。最近被关了十三个人，六个还没出来。所以我们就怕了。很多人都上网联络客户了。我们现在在街上都不敢看客户，太危险了。更不要说还有警察嘲笑我们，问我们价钱。太侮辱人了。”

通过这番话，我们发现，站街不仅仅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是被当作一份正儿八经的职业在从事。事实上，在法国，卖淫并非非法活动，但拉皮条（proxénétisme）和招徕顾客（racolage）却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换句话说，在街上偷偷大量而不正眼直视，同时只用手指暗暗比划价格，事成之后钱款尽数进自己的口袋，这几乎是正大光明之举。至于合法居留身份和交税，这就是另一个范畴内的问题了。

对于大部分在法国工作和学习的中国人来说，这些站街女同胞们的生活非常遥远。有人对她们感到同情，却又困惑于她们的选择，有人引以为耻，恨不能将她们开出国籍。但大多是站在高处指指点点。世上少有人能摆脱对钱财的渴望，而当今世界的财富以如此民主和聒噪的方式出现在广告里，电视剧中，因特网上，街坊邻居的攀比中，让人难以抵御。

对有些人来说，名利唾手可得，而有些人终其一生也只是在追求看得到的未来里的温饱。当然，共同点是没有人能适时刹得了车。

正如今年在戛纳电影节上斩获大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Parasite）所展现的那样，穷人一家的母亲感叹她服侍的富人一家慷慨善良，这立即招来了父亲的嘲讽。因为慷慨善良对富人一家丝毫不是负担！许多美好的品质，比如高贵贞洁，也是如此。

《寄生虫》剧照

《蓝莲花》漫画中，“蓝莲花”指的是30年代的上海的一家夜总会的名字，现已证实查无此地，实属作者杜撰。作者埃尔热（Hergé）想到用“莲花”这个意象是因为受了1932年的好莱坞电影《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的启发。

《上海快车》的剧照

好莱坞第一位华人女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在《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中饰演交际花女二号，《蓝莲花》的封面就是受到了这张海报的启发。

战前的上海代表着纸醉金迷，是殖民者的天堂。后者所想象的中国交际花是如莲花般神秘的女子。今天，当法国人要为中国站街女提供帮助时，他们想到的名字仍然是“荷花车”。

“荷花”，而非“莲花”，这一字之差仿佛将神秘感也一并带走。但这仍然是同一种花：lotus。旁人鄙夷也好，同情也罢，她们确确实实地是在努力将头从淤泥中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