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国籍地关怀底层人口，这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以及自2015年以来因叙利亚内战而爆发的难民危机的背景下，近乎是“螳臂当车”的行为。

不驱赶，不遣返，底层人口在本地的生存状况，作为巴黎脸面的一部分，就成了一直困扰巴黎政府的大难题。

这座常住人口仅为两百多万的城市的底层人口以外来移民（尤其是非洲移民）为主，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巴黎东北面（法国人所指的巴黎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巴黎”，共20个行政区“arrondissement”，所组成的面积大约为一百平方公里的区域。出了这个区域就是大巴黎地区“Île de France”，法国人不再视其为巴黎）和隔壁的93省（Seine-Saint-Denis，人口在160万左右，三分之一为外来移民，属大巴黎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由于学历、家庭或教育的缺失等因素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甚至无家可归，以至于露宿街头。最后年复一年，终于从2017年开始，巴黎东北部与93省的边界形成了大量帐篷人口（campements d’infortune），被巴黎人视为“耻辱帐篷区”（campement de la honte）。

2019年的酷暑期间，法国媒体报道称，在巴黎拉夏贝尔门（porte de la Chapelle），奥贝维利耶门（porte d’Aubervilliers）和维莱特门（porte de la Villette）内外的公路两边，大约有1500到2000名合法/非法移民和难民在此安营扎寨。他们中有苏丹人、厄立特里亚人、索马里人、阿富汗人和伊朗人等，几乎全都在排队等待政府提供住房安置和经济补助，有的人甚至已经这样生活了两年之久。

巴黎市长安娜·伊达尔戈（Anne Hidalgo）当下发推特表达巴黎市政府的人道主义决心，表示要联合周边城镇，为难民们提供持久和体面的安置。

转眼酷暑过去，凛冬已至。正如市长所说的：“没有国家的帮助，情况会愈发恶化”。从2019年八月到十月，帐蓬人口已经激增一倍，接近3200名，与年初的2000多名相比，情况显而易见地在恶化中。国家的资助既没有减少他们的人数，也没能改善他们的境遇——法国媒体对他们糟糕的生活条件的描述中屡屡出现“可怕（épouvantable）”，“地狱般”（infernal）”这样的字眼。更何况酷热能够通过政府临时安装的水龙头和移动淋浴设备抵御，而凛冬与室外的组合对生命的威胁却开不得玩笑。

大量贫困人口驻扎对公共卫生和健康，以及公共安全所造成的威胁自不必说。在这里，拥挤杂乱和垃圾满地是主旋律，帐篷下的居民突然暴毙街头也不是新鲜事。

中国人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条件的艰苦并未让移民们产生勤奋努力、众志成城的打算。他们在巴黎街头明抢暗夺，骚扰居民和游客的事件屡见不鲜，内部帮派斗殴更是让周边居民提心吊胆。比如去年四月，拉夏贝尔门内就曾发生过一次200人的持械斗殴事件。

眼看这一情况愈演愈烈，连往返巴黎和戴高乐机场接送客人的出租车司机半是出于安全考虑，半是出于巴黎人的自尊心，也大都选择避开这道“地狱之门”。于是，去年11月7日，巴黎警方前所未有地出动600多名警力清查了拉夏贝尔门附近的1606名帐蓬人口，将他们临时安置到室内体育馆，并日夜派人守岗，谨防帐篷再次回归，誓要根治这道巴黎脸上的疮疤。然而，拉夏贝尔门的帐篷被清空，800米外的奥贝维利耶门又成了主战场。过完了圣诞节和新年，后者又聚集了1600名左右的难民，让周围居民叫苦连天。于是，新年刚过，巴黎市政府便宣布不日将开放一座新的收容所，给无家可归的难民们提供暂时的居所和融入社会的基本援助。该机构全名为状况评估与接纳中心（Centre d’accueil et d’examen des situations，简称CAES），有望在本月底前达到其能力上限，接纳150名难民。

也就是说，拉夏贝尔门的悲剧并不止于此。这里生活着过一天算一天的贫民，也见证着一部分底层人口的危险“脱贫”和另一部分人口的“返贫”。拉夏贝尔门在媒体间另有绰号“山丘”（la colline du crack）。所谓“山丘”，一是因为此地地势略高，呈山丘状，二是因为这里垃圾、帐篷和瘾君子成堆。日日夜夜都有人在这里进行毒品交易，巅峰期曾出现单日250个吸毒者在此游荡的“盛况”。2018年在巴黎的朋友们应该还记得出行被他们支配的恐惧：全巴黎共有35个地铁站出现过神志不清的吸毒者，南北走向的4号线、5号线和12号线尤其是重灾区，都出现过因吸毒者扰乱公共安全而被迫关停地铁站的情况。巴黎警署迄今已开展过二十多次“扫毒”行动，却始终难以撼动“瘾君子大本营”（le repaire de toxicomanes）的地位。不过，若是警方真的下决心将毒贩一锅端，没了收入来源的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也让人不寒而栗。

这些底层人口的存在，使以巴黎北站为中心，南起斯特拉斯堡-圣德尼站（Strasbourg-Saint Denis），北至拉夏贝尔门（Porte de la Chapelle），再加上西面的蒙马特高地和东面的斯大林格勒站（Stalingrad）所形成的区域成为令国人闻风丧胆的强盗、毒贩、扒手、妓女聚集的小巴黎的索多玛和蛾摩拉。这片区域主要由18区和19区组成。但周围的3区、9区、10区和17区也受到波及。对于塞纳河右岸的居民来说，隔一站地铁，就是另一个世界。生活在巴黎，要完全与“丑恶低贱”绝缘，毫不容易。巴黎相对于其他国际大都市的微小面积和发达的公共交通网络，让安全看起来并不安全。

文章写到这里，笔者都不得不感叹，“脏乱差”，巴黎样样俱全。

 论“脏”，日本人在八十年代曾患上“巴黎综合征”，意大利人曾把梅毒称作“法国病”，英国人骂完脏话要文质彬彬地让别人“原谅我的法语”。

 论“乱”，巴黎一直是暴力漩涡的中心。远有血腥的宗教战争、投石党叛乱、大革命，近有68年“五月风暴”。

 论“差”，外国人对本地的行政、治安、医疗等效率抱怨得还少吗？

移民危机在许多巴黎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假命题，毕竟“纯种”法国人只存在于远古故事中，而“纯种”巴黎人根本不曾存在过。巴黎人的血液里，流淌着饱经风浪、宠辱不惊的基因。

生活在这里的人，每天仍然按部就班，并不为铺天盖地的“安全”问题所困扰。塞纳河上1区和4区的岛民们（圣路易岛(Île Saint-Louis)和巴黎圣母院所在的西岱岛(Île de la Cité)，位于巴黎市中心，是巴黎房价最高的区域之一）无法理解为什么每公升燃油价格涨四、五分钱用于支持环保这样美好的事业都能掀起全法黄马甲大起义。住在东面的11，12区，每天坐横贯整个巴黎的地铁1号线、8号线、9号线，去拉德芳斯（la Défense）、7区、8区上班的大小白领们，在上下班的路上发着住廉租房（HLM）的黑人阿姨所无法企及的关于买房、升职与爱情的愁。

游客们若在位于巴黎南面的唯一高楼蒙巴纳斯大厦（Tour de Montparnasse）附近搭乘地铁13号线，稍不留神坐过了站，这条纵穿巴黎的“被诅咒之线”（la ligne maudite）就能带他们在二十分钟内从欧洲穿越到非洲。住在南面大学城的外国学生们的生活范围主要在13、14区和拉丁区（quartier latin，5区，6区），最远不过到沙特莱（Châtelet，相当于人民广场在上海的地位）。可要偶尔出趟远门，乘4号线到巴黎北站（Gare du Nord）大概在所难免。

从“高层”到“低层”，每层人口比邻而居，井水不犯河水，偶有摩擦，也只能听天由命。巴黎这个神奇的城市如同一锅麻辣火锅，每个食材都沾染了一股麻辣味，但青菜还是青菜，羊肉还是羊肉，豆腐也一样是豆腐。或许随着小巴黎的逐渐扩大，年轻的中产阶级也许会逐渐把底层人口推向外围。拉夏贝尔门在若干年后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高端街区也未可知。法国警方未竟的事业，终将由历史的滚滚车轮完成。

学习法语的小伙伴们所熟悉的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Roméo et Juliette）的开场白中说：“要一颗星星熄灭，那就要另一颗点亮”（Pour qu’une étoile s’éteigne, il faut qu’une autre s’allume.）。所谓“风水轮流转”：93省的圣德尼教堂（Basilique Saint-Denis）是法国几十位国王和王后的墓葬地，现在居然和扒手毒贩成了邻居。巴士底广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是监狱，在五十年前还是贫下工人的聚居区，现在已经被打上了“BOBO”标签（泛指有一定经济能力和文化活动诉求的年轻中产阶级）。圣路易岛在普鲁斯特的时代是作家、艺术家等放荡人士出没的场所，他的姨婆觉得住在岛上的奥尔良河岸（Quai d’Orléans）可真“丢脸”（quartier que ma grande-tante trouvait infamant d’habiter, 出自《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现在的圣路易岛上的居民仍然包含20世纪初的群体，不过都得在职业前加上“大”字。不是大作家，大艺术家，恐怕无福成为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