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中国青年导演晔晔（YeYe）的第一部纪录片《H6》（中文名为《第六人民医院》）正式在法国各大影院上映，并获得热烈反响。 在法国影评网站Allocine上，媒体给出了3.7分（满分5分）的高分，观看过本片的观众则给出了3.8分的评价。 图源：Allocine.com “一首真实的颂歌，描述着中国上海一家医院里4个家庭的艰难生活，他们用正能量疗愈着彼此。” “非常感人、真诚、客观。我透过这部影片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家庭。” 必看的电影！！！人性的美丽和温柔在这部影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中每个家庭和人物都很感人，导演透过这部作品，告诉了我们用另一种积极的态度去看待‘死亡’与‘灾难’。” 戛纳电影节一鸣惊人 2021年7月，被COVID-19笼罩的第74届戛纳电影节正式开幕。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这一年电影节的许多影片都以“医院”为主题，《H6》就是其中一员。但与其它影片不同，《H6》并没有讲述着有关“生老病死”“人生无常”等等老生常谈的话题。反而，《H6》用镜头捕捉到中国人在死亡面前所表现出的“克制”与“乐观”。因此，本片在入围的戛纳特别展映单元中，一鸣惊人般地惊艳了四座。 图源：festival-cannes 哈尔滨女孩在巴黎 如果说美剧“艾米丽在巴黎”讲述着美国女孩在巴黎的时尚生活，那么《H6》就是一位中国哈尔滨女孩在巴黎追逐电影梦的“果实”。 《H6》的导演晔晔来自中国哈尔滨，虽然她在高中时期学习理科，但在心中一直对艺术情有独钟。1997年，她如愿考入了武汉大学珠宝学院，2001年来到巴黎学习美术和法语。毫无法语基础的她，凭借不断地努力最终考进兰斯美院，学习工业设计。四年之后，她选择在法国瓷都利摩日国立美院继续深造。在此期间，她开始对摄像产生了兴趣，每天拿着一个小DV来拍摄。最后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又考入巴黎的ESEC法国高等电影学院，专攻纪录片。 图源：le monde 毕业后的晔晔选择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在许多影视和大型演出中担任项目统筹、制片助理和视觉特效师的工作。比如，《狼图腾》的视觉特效助理、吕克•贝松编剧制作的《勇士之门》的现场视效师。 眼看前途一片光明的晔晔，却因一场大病差点斩断了自己的电影生涯。 2014年，晔晔被确诊为“脑炎”并在法国医院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治疗。在住院期间，她经历了7次脊髓穿刺，也让她深刻体会到在“生与死”面前，中西方人的态度、观念差异。也是在这个时候，她萌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我要拍一部以中国人在医院里发生的故事为题材的电影。 图源：纪录片《H6》截图 痊愈回国后，晔晔向周围朋友吐诉了自己的想法。其中一位朋友将她推荐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室故事》电视纪实节目摄制组。之后，晔晔不仅加入了拍摄团队，还成为了节目的执机导演。在这过程中，也给了晔晔更多关于《H6》的灵感——用人物写生式的手法拍摄一部关于表现人的情感的纪录片。于是，在拍摄《急诊室故事》和《急诊室故事2》的时候，晔晔选择了医院里的几组家庭。在征得他们同意后，在4个月内追踪并拍摄了大量的视频素材。这就是《H6》的雏形。 镜头下的中国“医患关系”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是上海最大的医院之一，每年平均接待200万患者。在这里，每天都上演着不同的生离死别与悲欢离合。为了记录下这些瞬间，剧组在医院里安装了100多个固定摄像头，24小时持续不断地拍摄了三个月。 在镜头中，中国的“医患关系”被真实、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图源：纪录片《H6》截图 医务人员、病人患者和家庭成员在死神面前并肩作战，通过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描述了在生命悬于一线和医疗保健不平等的现实环境之下，中国人骨子里的温柔与乐观。 图源：纪录片《H6》截图 一位老奶奶浑身插满了插管，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病床旁边坐着一位打扮讲究的老爷爷，他是病人的丈夫。每日每夜，老爷爷都坐在床边陪伴妻子，抚摸她的脸庞，与她交谈。隔一段时间，爷爷都要检查一下输液瓶，继续往里面加入药剂。不离不弃的陪伴，是这位白发老人对病床上妻子的浪漫告白。 图源：纪录片《H6》截图 在隔壁病房里，住着一个女生，长相乖巧可爱。但是一只手却因为被公交车碾碎，而裹着巨大的绷带。女生大大的眼睛里噙满泪水，旁边的父亲和祖父笨拙地试图安慰她。隔壁床是一个少年，他的双腿在一场车祸中被压断，而他的母亲却不幸在这场车祸中丧生。可怜的父亲不敢告诉孩子真相，每天都像着了魔一样反复哼着流行歌曲，试图掩盖自己的悲伤。 病房里还有一个从树上掉下来的农民，他的脊椎不幸骨折，现在由妻子和儿子轮流照顾。要强的男人，坚持要求每天做康复运动，他的家人们也不敢违背他想重新站起来的意愿。 图源：纪录片《H6》截图 这几个家庭的命运在上海第六医院上演，通过他们相互交织的故事，呈现出一幅今日中国人的写照——团结、温柔和幽默感，是这些家庭和患者在面对变幻莫测的生活时，坚持对抗到底的骨气。 历时4年，《H6》背后的艰难与感动 结束了在上海4个月的拍摄工作后，晔晔回到法国开始了后期制作。但很可惜，由于资金短缺，刚开始晔晔只能自己在工作之余进行素材整理和粗剪的工作。直到四年后，她遇到了法国制作人Jean-Marie Gigon，才得以组建专业的后期团队并在2020年成片。 在这漫长的4年中，《H6》的导演与团队遇到过哪些困难与感动瞬间？导演晔晔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讲述了电影幕后的一些难忘故事。 晔晔与影片制作人员 图源：festival-cannes Q 是什么促使您在法国生活了十多年后，又开始关注中国的医院与民生问题？ “2014年，在我准备回国的时候，一场脑膜炎让我在巴黎的拉里布瓦西埃医院住了三个月。当时，令我最惊讶的是，我并不害怕反而很乐观……我想知道这种乐观的态度是否也存在于中国同胞的身上。于是离开医院后，我想在一家中国的医院里进行调查。多亏了一位朋友，我很快就进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并协助拍摄的一部名为《急诊室》的节目，借此机会如愿近距离地接触到医院里的中国病人们。” Q 为什么要选择“医院”为拍摄背景？ “因为医院是一个我们最不希望去，却总有一天要进去的地方，无论是作为病人还是病人家属。医院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戏剧场景的地方，这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故事。尤其在面对生命与金钱的问题上，你要如何抉择？为了你的家人，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医院里有悲欢离合，也有生离死别，但乐观精神永远存在，很暖心的是，我看到了中国人在逆境中的乐观和应变能力。” Q 你在拍摄纪录片《H6》时得到过哪些帮助？ “在我协助拍摄《急诊室2》的时候，该剧的制作方同意资助我拍摄纪录片《H6》。但是，我们在拍摄观点上存在一些差异：我想拍摄一部关于‘中国人与死亡’的主题，展现出中国人身上特有的‘快乐的悲观主义’。比如，这个为生病女儿唱歌的男人。” Q 《H6》在2015年拍摄，为何时隔四年才上映？ “因为和投资方的一些分歧，我在后期失去了资金支持。另外，在中国这类纪录片很少在电影院放映。所以，我希望在法国完成它。曾有人认为这部片子缺少观点，但在我看来，没有访谈和画外音的纪录片更感人。所以我没跟任何人妥协，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到底。后来碰到了制片人Jean-Marie Gigon，因为他也有过重病住院的经历，所以很认同作品的方向和理念。另外，他认为亲情和人与人之间的细腻情感是最共通的，没有国界与民族的限制。所以，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又在法国花费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并将片子提交给戛纳电影节。在他的组织下，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法国编辑这部影片，并将片子提交戛纳电影节。” 图源：festival-cannes 在采访过程中，《H6》的制片人Jean-Marie Gigon也结合当下COVID-19大流行病的环境，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虽然《H6》是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拍摄的，但片中许多发生在中国医院里的事情，也十分巧合地呼应了当下因COVID-19而受损的法国医疗系统。我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能向那些医疗工作者和病人患者们致敬。在我看来，《H6》更像一部植根于现实的电影。这些事情真实围绕着我们，如今我们再也不能忽视。晔晔通过镜头，展示了中国人身上温柔而积极的正能量，也为我们（法国人）提供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精神安慰和希望。” 关于这部中国纪录片，有哪位小伙伴已经去影院打卡了？目前，《H6》正在法国各大影院火热上映。如果还有没来得及观看的小伙伴，也可以先看看本片的预告，小小”剧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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