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开始于2007年秋天，上海。

那时候，我出过了几本书，谢绝过某几位老师的善意邀请，决定写体育专栏谋生，当个自由撰稿人——一好处是不用上班，和兴趣有涉，还不用牵扯到太复杂的关系——拿到电子商务学士学位，继续读概率论和统计学凑学分。

而若在2006年，推掉了家里安排的澳大利亚行程，跑来上海上大学。

2006年秋天，最困难的时候，我俩的早餐，得靠家里地板缝隙角落里扫出的硬币去买，两个人坐在十一月份树影萧条的消防栓上，吃最后几元钱买的肉夹馍。2007年秋天，日子好过了一点。不富裕，但自由。

那年夏天，若去巴黎转了圈，回来说：“我们去巴黎读书怎么样？”——理由特别充分。法国留学相对便宜，适合我们这种穷光蛋（德国、荷兰也不贵，但学德语太头疼了）。

“你反正有网络的地方就能想法子糊口，对吧？”

然后就是漫长的折腾和准备。我来者不拒地写约稿、挣钱，在上海找法语课上，之后，申请学校、准备材料、做公证、考试、面签、递签、被拒签、重来、上课、考试、面签、到银行开账户流水、找房子、递签……期间，我们两个人绕了许多弯路，但也得了许多人的帮助。有许多是靠结的善缘，有许多纯粹是遇到了好心人。

2012年八月底，我去面签时，面签官说对我似曾相识Déjà vu，她记得我是那个“写字的男生”。

法语对答完后，她开始问我英语问题，“聊聊你对巴黎的想法？”

我说，我读的第一本西方书是我爸藏的，《三剑客》（上海译文社，红皮封面，李青崖先生翻译的），里面达达尼昂（对了，那个译本的译名叫做达尔大尼央）年轻气盛，啥都不知道，就跑去了巴黎。

第二本西方书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里面拉斯蒂涅也是，年轻气盛就想在巴黎当野心家……有些念想是小时候就有的，可能到最后会觉得天真，但总得到过那里，再说。

然后，就过了。

2012年9月，我到巴黎的第一周，见识到巴黎的秋天：晨起云翳，午后日出，下午阳光明媚。飞机众多，划开云线。有时飞机太多了，能把云划得纵横交错。在边远些的地方，车开得慢，楼也低，能看到大片的云和天空的全景——楼高而密的地方，人看天空像从井底仰头；楼低的地方，人就像睡在牛奶碗里，碗沿低了，天空就看得明晰一点。

第一个周日的黄昏，我和若去了万神殿，再从卢森堡公园出来之后，若问我：你都见过巴黎圣母院了，看过先贤祠的雨果了，接下来，再去卢浮宫看过那些真迹，还有什么念想？我说，还有许多很奇怪的梦想。

比如，我想把《流动的圣节》里提到的地方都看一看；比如，我想去马赛，看看关押过唐泰斯的伊夫堡；我想去里斯本，看到那里的海，找个地方坐下来，打《大航海时代》。

后来这些地方，我也都去过了。

这个故事说到头，其实殊无趣味。两个对未来没什么规划的人，因为一时兴起，而且不想放弃，绕了许多弯路、费了许多周章、自力更生，去做一件可能没劲的事——一路走来，许多办出国留学的人，都小我七八岁，而且目的明确、前程远大，不像我们俩，想一出是一出。

这件事给予我们的乐趣，一大半是一路之上付诸的努力。虽然任性妄为，也一路乱七八糟，但靠路上结的善缘，最后得到了许多帮助，成了正果。

我确认自己要来巴黎的那天晚上，跟一位朋友说起一路跌跌撞撞遇到的险境。他说,you deserve a good life。

我笑答：I am living the best life I can imagine.

天真地任性妄为，彼此扶持，付出努力，最后得到回报了——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回报，说不定是继续辛苦奔波的开始，但这真就是我能想像到的，最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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