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师是位艺术家。沈阳人。在巴黎从事当代艺术，嫁了位法国先生。人在巴黎，并不妨碍她对沈阳的爱，因为驭夫有道，先生会张嘴，来一段标准东北口：
“我是沈阳人，我叫诺曼！”
简直给人感觉，扔块手帕过去，他就要接段二人转了。
在赵老师的某次展会上，我认识了另一位上海先生。他住在圣丹尼一带，家里阳台看得见塞纳河与埃菲尔铁塔，言谈间，会流露上海腔，但承认上次回上海，也已是2010年世博会了。“现在回去看，上海都不认识了……也不一样了。”
他生在石库门里，说到上海，便回忆起五加皮、德兴馆、大光明电影院，以及姚慕双、周柏春二位先生，甚至还有20世纪80年代，外滩某商厦门口摆的真人大米老鼠造型。
“倒不是说现在上海不好，只是现在回去，不认得了。”他摇摇头。
某个烧腊店，有位剁鸭子的师傅，会说广东话、法语和一口我堪堪能听懂的普通话。剁鸭子到最后，他会问“脖子要？送给李。”然后自嘲地笑笑，“送给李，送给泥……你。我发不好啊。”
他上次回广州，是2004年。家里还有亲戚，拉他去看天河体育中心，“好大呀！”他绘声绘色地舞手，然后摇摇头，“但是其他我就不认识了！”回到巴黎，他觉得自在些。左邻右舍是越南菜和潮汕茶馆，对门的酒吧，一群老广东在看赛马下注，听许冠杰和梅艳芳。他觉得自在，“这里比我老家更像广州呃！”
郭老师与孟老师伉俪是对雕塑家。偶尔几次吃饭，聊起来，说到有人许诺，一旦回国，收入如何如何突飞猛进。但他们二位每次回去，都忙得不可开交；反倒是回巴黎，觉得自在些。倒不是不忙，只是，忙得有头绪，有思路，忙得很清爽。
我说，挺理解他们的想法。
巴黎东南，有一处按摩馆子，一位东北大姐开的。我进门说颈椎有些不舒服，她就给看我的颈和肩。大姐很爱聊，按摩时问我介不介意听点什么，我请她随意，于是她开了个音频，20世纪90年代许多老歌。
“听这个没事吧？”她问。
“挺好的，”我说，“听着像在国内的。”
“可不是。”她很高兴，“我就爱听这个，觉得跟回了老家似的。可有很多中国人就不爱听，我看啊，都是跟法国人学刁了。”
我后来去过几次，时候长了，她也乐意聊几句。说，辽宁人，后来去南方嫁了人，跟着老公过来法国，但老公一言难尽，于是就自力更生，帮人正骨拿肩做做按摩，中间也去中餐馆当过帮厨，有时也帮一个福建邻居背着器械，去修水管。
“还习惯法国啊？”我问。
“也没啥习惯不习惯的。”她说，“我就只会几句法语，续居留啊，跟房东打电话的时候用用。”
好在她住在华人区，也有能一起打麻将的华人姐妹，有华人酒吧可以跟一群老广东赌马。除了赌马，她还爱看越南馆子里播的配中文字幕越南电视剧。
“我觉得就这样过得挺好，有滋有味。”大姐说。
世上有一种错觉，叫做“融入当地主流文化”。仿佛不如此，便永远游离于主流之外似的，很可悲。然而那个主流文化一统江湖，可以拿来划分等级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这个时代，人人都生活在别处，每个别处，都未必再属于本乡本土。城市的精神，有时是他乡游子塑造的——越是大城市，越是如此。
在许多人想象中，生活在别处总是苦闷，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世界很大，大得容得下各色各样的他乡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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