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少数大庄园依然不缺买家，大多数波尔多的小葡萄园都已到了“生死关头”，拔藤的钱也拿不出来。12月6日周二，葡萄农将组织游行，争取政府给予每一顷1万欧元的补贴。

“两海之间（Entre-Deux-Mers）”产区受影响最严重。在为游行做准备的一场聚会上，一名酿酒业者比喻说他们正在“忍受慢火煎熬”；另一名葡萄农喊到，“情况已经很紧急了，我们需要政府救助计划！”

该产区拥有11万公顷葡萄田，其中85%用来酿制红酒。但现在，这个法国最大的“原产地命名控制标识”（AOC）葡萄酒产区的许多地已荒废。

游行组织者带头人之一的库斯奈（Didier Cousiney）解释，上世纪80、90年代时，大家一窝蜂去种葡萄，现在红酒产量过剩至少“一千万升”。这样的后果就是“卖不掉、已经没有什么批发价可言了”。

与此同时，波尔多原产地红酒还被批“太贵、又不够纯天然”，导致名声受损。

今年11月初，著名的马尔戈（appellation margaux）产区被一个美国百万富翁买下，但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CIVB）决定，对占销售量40%的散装马尔戈酒暂停给予AOC标签，理由是标价太低，或会“扰乱市场价格”。

据葡萄农的介绍，一桶900升的波尔多AOC红酒售价已经跌到600欧元左右，相当于60多欧分就能买到一升，而如今的酿造成本是这个价钱的两倍都不止。

库斯奈无奈表示，“这（不贴标签低价卖）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广告啊，也总比人们被蒙在鼓里的好”。

02 十多年前也曾拔藤 但人们“还有希望”

事实上，在21世纪初葡萄酒产量曾出现世界性的过剩，当时法国也不得不使出补贴拔藤的终极手段。

曾担任全法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FNSEA）省级负责人、刚退休不久的葡萄农瓦舍（Patrick Vasseur）回忆到，那时候政府补贴金“很高”，但最后总共拔掉的“只有3500公顷”，因为那些年“人们的日子还不错，还有积蓄”，关键是“所有人都还相信（种葡萄）是有前途的”。

十多年过去，现在FNSEA讨论的多余葡萄田是“1.5万公顷”。他们要求政府为每一公顷补偿1万欧元，总计1.5亿欧元。

库斯奈说，这笔补贴也是他们能“体面地退休”的最后希望，因为在波尔多，一半的葡萄农都已经接近60岁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背负了一身的债务。假如没有“重新平衡”的葡萄酒市场，估计也很难再吸引到年轻一代的农民加入酿酒业了。

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CIVB）估算至少也要拔掉“1万公顷”。因为，法国国内的红酒消费连续3年下降（-15%），明年预期还会再减少10%；与此同时，销往最大出口国——中国的红酒量暴跌了一半。

CIVB 主席斯舍尔（Allan Sichel）表示，有大约占总种植面积10%的庄园“经营极为艰难”，更加重了整个行业的负担。

03 补贴附带转型条件 农民：老了折腾不起

今年9月中时，他们就曾在网上发起要求政府补贴拔藤的请愿运动，库斯奈是750多名签名者之一。

但谈判在附带的“转型”条件上被卡：政府要求农民把拔藤后的田地转作其他用途，但遭到后者坚决拒绝，因为大多数农民都“已经过了从头开始的年龄”，或者“没有改行的资本”。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拔掉，拔了就完了。”但问题是法律不允许，斯舍尔解释，“必须找到一个方式，现在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

罗讷河谷丘（Côtes-du-rhône）产区的葡萄农也会加入到6日的游行队伍里，期待壮大声势，能让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

03 出口崩溃 期待政府补贴“救命稻草”拔葡萄藤

在位于“两海之间”产区的梅西耶葡萄园（domaine Mercier），经营者丹尼尔（Daniel） 和巴斯蒂安（Bastien）两父子向法新社表示，仓库已经不可能再塞进下一季的收成了，同样塞得满满的，还有存放代缴账单的文件夹——电费单、酒质检验费用账单、地产税单……

34岁的巴斯蒂安本来要接手家族经营的64公顷葡萄园。他们庄园产出的红酒有瓶装和散装的，品质上乘，自1985年以来在各类比赛中屡屡获奖。

但现在，他们连买酒瓶和贴标签的钱都拿不出来了。巴斯蒂安哀叹到，“我们正一点点地掉进地狱，没有退路了。”

上周，庄园被法庭采取破产管理。巴斯蒂安称，他们从来未拖欠过任何账单。“是流动资金周转出了问题，而不是支付的问题。在我们酒窖里，有的是价值90万欧元的红酒！”

如今，大买家都更喜欢包装华丽的城堡红酒，在波尔多，像巴斯蒂安这样“低调朴素”的庄园越来越冷清。“以前，货车一辆接一辆开进葡萄园，很热闹的。”

而给了梅西耶酒庄致命一击的，是出口亚洲的大门被疫情关上了。20多年来，酒庄销往中国的红酒占了总产量的60%。

巴斯蒂安说，中国市场对他们这些小葡萄园来说，如同“传说中的黄金国”。以前，卖1600欧元到1800欧元一桶的散装红酒，中间商眼都不用眨一下，“卖得飞快”；现在，700欧元一桶也卖不动了。

差不多10年前，巴斯蒂安父子以为“黄金期”会持续下去，在2013年的时候还买下了旁边的庄园扩充经营，之后为了争取“高环保价值（HVE3）”认证，加上在银行的“怂恿”下，贷款投资了许多设备，“一点点的，负债已经20万欧元了”。

疫情爆发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餐厅酒店的订单几乎没有了，梅西耶酒庄的生意额一落千丈，蒸发了6成。

巴斯蒂安绝望地说，“每过一天，我们的坟墓就挖得再深一点。小葡萄农都在默默地忍受着。”“我们提心吊胆，害怕哪天听说有哪个同行在酒库上吊。”

政府的拔藤补贴计划，将是他们能抓住的最后救命稻草。

巴斯蒂安的庄园大概有20公顷的葡萄藤需要拔除，费用估计“3到4万欧元”。假如拿到政府的补贴——20万欧元，他打算拔藤后改行养绵羊，剩余的补贴用来安装太阳能板、开家露天小酒馆。

此外，以前庄园还有地租收入，但如今租地的葡萄农也付不起租金了。从庄园退下来的老人，比如巴斯蒂安91岁的奶奶每月靠地租补充她700欧元的退休金，现在只能指望政府补贴还能剩下一点给她。

假如拿不到政府补贴？那么就“不能拔藤、下一季也不能收成”，“整个两海间地区的葡萄都将烂在地里”，巴斯蒂安警告说。